超过4个北京面积的土壤病了，我们还有多少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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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我们通过蚊滋滋的文字，了解了我们与土地的紧密关系（点此回顾：当你享用着餐桌上的美味时，可曾想过它们背后的自然与土地？），可你知道吗，国内有超过4个北京面积的土壤存在重度污染......
2004年的一个4月天，北京宋家庄地铁站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当挖掘作业到达地下5米处时，3名工人突然晕厥倒下，出现急性中毒症状，其中一人重伤，经全力抢救才保住性命。
今天，我们到达宋家庄地铁站时，见到的是人群川流不息，或许鲜有人知道这里曾发生什么。当时，3名工人为何中毒？经北京市环保局调查，上世纪70年代，该地块上曾建有一座农药厂，后来搬离，几十年过去，仍有部分有毒有害气体遗留在地下，造成工人中毒。
2010年秋季的一天，家住云南曲靖市陆良县的吴树良种完地回家，刚上初三的大儿子和同学游玩回来，反常地连晚饭都不吃，就直接上床昏睡过去。半夜，吴树良的妻子被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惊醒，眼前的大儿子捂着胸口，脸上是从未有过的煞白，呼吸拉起了风箱。停学两星期后，病情没有缓解，去昆明确诊为胸腺癌。医生说：“我们已经无能为力。这种情况治疗的话可以活半年，不治疗的话最多3个月，你们在农村，经济条件跟不上，自己决定吧。”
年收入不到一万的吴树良夫妇选择了借钱治疗。他们推测不出年仅16岁的儿子突患重病的原因。医生曾作不经意状提起：“你们曲靖陆良好像有个化工厂，你们那里来看病的人有点多。”一直沉默的儿子也突然醒悟过来：“爷爷总带我去放牛的那个水塘，一定不要再让弟弟去了。”
“北京宋家庄地铁站中毒事件”发生后十年，云南曲靖陆良县村民吴树良儿子去世后三年，2014年4月，《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发布，“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这段话赫然立在开篇，“工业造成土地污染”开始进入公众视野。无论一线城市还是偏远地区，问题都已刻不容缓。
吴树良家耕地紧挨南盘江边铬渣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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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脚下的土壤病了，但你知道病情有多糟糕吗?
《公告》显示，在全国调查的630万平方公里总面积中，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 16.1%，粗略换算也就是全国约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存在超标，而重度污染的区域达到1.1%，也就是大约7万平方公里，超过4个北京的面积。
以自然之友提起的云南曲靖铬渣污染案为例，多达14万吨的铬渣从1989年至今已累积堆放22年，一墙之隔便是南盘江（珠江上游），没有任何防渗措施，工厂紧邻农业用地，几个村子的村民赖以为生。
老虎江与澄江在磨底塘汇合，重金属还将流向何方
数据触目惊心，但数据常常不会给人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土壤污染问题都如同“毒气”般让人容易察觉，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我们抬头看天空，低头看河流，就能辨别是否存在污染问题，但面对一片土壤时，往往需要对土壤样品进行分析化验和农作物的残留检测，甚至通过研究对人畜健康状况的影响才能确定。
中科院地理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863计划土壤修复领域首席专家陈同斌曾如此向媒体介绍，90年代，我们为在山东潍坊拍摄一张土壤污染的照片，花了几千元。必须让人从照片上直观地看出土壤污染，比如某个地方的作物长得矮甚至长不起来，仅此还不能断定原因，还得仔细分析相关土壤数据，找到污染物超标与作物生长的关联性。
土壤污染就如同大自然的幽灵，它神出鬼没，但造成的危害却是不可估量的，如果要将这个幽灵消灭，需要付出多大的成本呢？比如南盘江畔的那14万吨铬渣，仅仅移除堆存铬渣并做无害化处理就耗资近一亿五千万，再加上从历史铬渣堆存场地收集至“四防”仓库的含铬污染物及其他工业固废治理，耗资近一亿三千万，共近三亿的污染治理只是最初级的“消除危险”，后面还有更庞杂的环境修复治理工程：铬渣堆场污染土壤的修复治理工程，修复面积18992.06平方米，修复土方量55245. 5 立方米，项目资金 3780万元……
污染曝光后铬渣堆场进行了简单遮盖 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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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食用的大部分食物都来自土壤，土壤健康才有食物的健康。陈同斌曾承接北京市的一个重大课题：“北京市土壤及蔬菜重金属污染及健康风险分析”。他当时的调查结果是北京市本地生产与外地运来的蔬菜都有一定程度的重金属污染。
“捂也捂不住了”，越来越多的土壤污染问题涌现出来，而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食物被污染，从而导致人的健康受到极大影响。“镉大米”最广为人知。2010年，在广西阳朔县兴坪镇的一个村庄里，一位80多岁的老人，拿出小半袋大米，颜色纯白，颗粒饱满，略有透亮感，肉眼并看不出这些大米有什么异样。但经检测，这种大米中镉成分严重超标。
而这位老人已经20余年没法好好走路，行走不超过100米，他的脚和小腿就会酸疼难忍。老人怀疑自己得的怪病与这种大米有关。医生无法确切诊断，老人干脆自己命名——软脚病，他告诉媒体，在其生活的村庄，还有十几位老人也有类似症状。
实际上，不只是广西，镉大米已经遍布南方多个地区。今年4月，云南昭通市镇雄县销毁一批来自湖南益阳的重金属超标大米近10万公斤，其中镉超标13起。有着“有色金属之乡”之称的湖南是镉大米最严重的地区，而矿区污染是最主要的原因。镉可以通过废水、废渣、废气进入环境，再通过水源进入土壤和农田，最终进入食物链。
实际上，除了镉以外，砷、汞、铅也是常见的重金属污染物。据环保专家调查，2012年，华南部分城市约有一半的耕地遭受镉、砷、汞等有毒重金属和石油类有机物污染；长三角有的城市连片的农田受多种重金属污染，致使10%的土壤基本丧失生产力，成为“毒土。
曲靖案中，在自然之友的坚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前的最后一次土壤鉴定中，吴树良家的这块地取了土样，检测结果表示，那一片土地已不适合继续作为农业用地，最终，被告同意接下来会对农田进行详细调査和风险管控。
恭城案中，根据自然之友2016年9月采样结果，超标最高的样本中镉含量7.5mg/kg，是国家II类土壤标准的25倍，锌含量1640mg/kg，是国家II类土壤标准的8倍。超出II类土壤标准便意味着：土壤质量已不能保障农业生产，且危害人体健康，不宜作为农业生产用地。
看完这些，你还会以为粮食安全只是流通和销售领域的事吗？
含铬废渣-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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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当地还原一片干净的土壤，自然之友一直在努力。2011年，自然之友提起第一起环境公益诉讼——云南曲靖铬渣案，这也是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第一案。2017年，杨洋又成为广西恭城土壤污染案的代理律师，与云南曲靖铬渣案类似，当地村民在被污染的环境中生活多年，身心备受摧残。
这些深深刺痛着杨洋，是支撑她不断去寻求正义而不放弃的重要动力，但过程却充满艰辛。“主要的问题还是缺少资金支持。”杨洋称，对于很多环境公益诉讼而言，高昂的鉴定费用是环境机构面临的最大困境。在法院不能要求被告承担，环保组织又无力承担的情况下，案件往往因为污染范围等基本事实难以查清，久拖不决。
以曲靖案为例，两次调解失败后，本案被迫走上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这根独木桥。自然之友作为民间公益组织，无法拿出动辄上百万的环境鉴定费用，只能筹得一笔款，推动一小部分土地的鉴定。
恭城案情况也类似，案子进入鉴定详勘阶段，计算这笔环境恢复费用的专家鉴定成本，也是高得无法仰及。鉴定机构报出来的环境评估费用，最低的是190万，自然之友只凑出了50万……
2020年8月，云南曲靖铬渣污染案十年终迎来双方签署调解协议。这个结局，没有人可以笑颜以对，不但因为每个参与者在其中巨大的心力煎熬、困惑无力，更因为这样的案件，自然之友还有很多起。每起环境公益诉讼案都面临动辄上百万的环境鉴定费用。按照目前中国法律，高额的环境鉴定费只能由原告方先行垫付。这就是目前所有环境污染诉讼面临的最大困境。
污染积重难返，诉讼漫长艰难。环境健康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前提，土壤污染更是关乎每个人、每个家庭的粮食安全。为了让曲靖村民、恭城村民等许多个家庭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一如既往需要你的关注与支持。因为有了你的热心帮助，“用行动守护大自然”才能更顺利地向前推进，被破坏的环境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才能有伸张正义的机会。
广西恭城重金属污染的村庄，老人们伸出四肢，全是疙疙瘩瘩的硬包 摄影/殷骆俊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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